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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演讲、致辞、文章和著作中，经常引经据典。这些用典并非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再创造，是通过系统性、战略性的文化整合，构建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理论与实践的立体化话语体系。这些用典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以及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表现出系统性、创造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等鲜明特征，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和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用典可以强化文化的引领作用，启发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路径和契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网络自媒体又出现一些“崇胡贬鲁”的说法。最能迷惑受众的是：胡适致力于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而鲁迅却只限于国民性批判，没有对体制进行批判。事实是，鲁迅《灯下漫笔》对中国封建社会体制批判之深刻，在现代思想史上像是无人能出其右。鲁迅清醒地把自己定位为以文学来启蒙国民的作家，与李大钊、胡适这类职业革命家、社会改革家，只是在进击共同目标之下，各司其职而已；“国民性”批判，是以文学这把解剖刀剖析人性，提升人性，割掉国人“精神上的辫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前提之一。
在“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下，城市文学地图作为一种将文学叙事空间与地理位置空间相结合的独特的知识图谱，是理解城市文化记忆与精神谱系的重要媒介。建构城市文学地图，不仅有助于深化文学空间理论与城市文化研究，也有助于保护文化记忆、塑造城市形象，加深地方认同。而在城市文学地图的建构过程中，在借助数字化等技术手段之余，撰写者应该力求实现“文”与“图”的深度融合，并在具体实践中努力探索思想深度与文学审美、专业研究与普及应用之间的有机平衡，从而更有效地承载并传播城市复杂而深邃的文学肌理。
“新大众文艺”浪潮下的城市书写正在发生巨变，数字技术重构城市记忆与文学书写。新媒体时代普通人借助互联网、短视频、AI工具大规模参与文艺生产，形成由外卖骑手、育儿嫂、菜贩、打工者等劳动者书写的“城市新大众文艺”。这一现象的深层动力源于世界、时代、生活的“三重巨变”。城市智能化、原子化、数字化转型使“附近”消失，陌生人社会渴望真实沟通，媒介转型带来了城市书写的数字革命，使得普通劳动者获得言说权利。20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书写逐步演进，从鲁迅的乡土回望、左翼城市批判、张爱玲孤岛叙事，到90年代个人化、欲望化写作，再到新世纪底层文学，新大众文艺延续并突破了这一脉络。数字技术重构了城市记忆的书写方式，也使得曾经隐匿的普通劳动者被推到了书写的前台。普通大众实现了由“他者观察”到“主体言说”的范式转换。城市新大众文艺体现出创作的民主化，劳动者的自我书写打破精英“凝视—被凝视”结构，实现“纪念碑式”宏大叙事向“碎片式”真实生存的裂变。新大众文艺延续了左翼大众化运动的谱系，同时又是时代经验和个人经验的共鸣，不仅广泛嵌入大众日常，更重塑城市精神、记录时代体温。
从中国现代作家的个人史与城市记忆来讨论城市的书写，能够在“人文地理”的理论框架中，呈现城市景观内在矛盾并探寻解决之道。从老舍、张爱玲和汪曾祺的个人城市史出发，能够看到个人史与城市经验的互相成全的模式。老舍的理想市民道德伦理、汪曾祺的人文风气以及张爱玲的“恐惧与逃避”，都构筑了个体经验与城市记忆的独特情感联系。所以，以作家的个人史与城市记忆为研究路径，能够为城市文学研究展开新的维度，最终将城市问题归位为“人的问题”。
本文以叶曙明的《广州传》为例，探讨了城市传记中平民视角的书写意义。文章分析了平民视角如何通过关注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细腻地反映城市历史和社会变迁。同时，讨论了平民视角在展现城市文化多样性、社会结构及社会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强调了其在城市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深度。本文认为，平民视角不仅丰富了城市传记的叙事，也为城市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视角，为未来的城市传记书写和研究提供了启示。
<正>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现了所谓“向内转”现象。一方面，在文学表达层面，越来越多的作家把重写人的精神，以自身生命经验想象文学的故事世界，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汪曾祺所谓的“抒情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书写明显存在“内向化”趋势；另一方面，“纯文学观念”成为文学界的主流，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人们相信文学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具有“审美自律”的特性，也承担非文学不能承担的诗性价值和启蒙意义。
<正>当前时代，文学边界正不断拓展。数字技术催生了网络文学、互动叙事等新兴形态，社交媒体使文学与大众生活更为紧密地联结，“跨媒介叙事”和“泛文本创作”更是让文学突破了纸媒的局限。面对这些新变化，传统的文学认知范式似乎已难以全面覆盖，一种需要打破狭义的文体观念、文艺理念、文学概念的文学观呼之欲出，为“大文学观”的登场奠定了时代基础。今天，围绕与“大文学观”相关话题的讨论，多有一个“纯文学”背景作为参照对象，“大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成为认识“大文学观”理念的重要前提。
<正>当下，大文学观已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全国范围内已展开了诸多深度研讨，~①学者们围绕大文学观的价值意义、大文学的内涵外延、大文学与新媒介形态的关系等内容进行阐释与争鸣。这些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是，对大文学观的倡导恰逢其时，它热切呼应着时代的具体现实与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还需要思索大文学观在今天被赋予了何种新意？在理论话语纷纭的文学场域中，是否存在一种文学实践能够对大文学观构成有力的互动与呼应？本文拟通过21世纪小说中“物”的书写这一微观路径，窥见当下大文学观的蓬勃发展与实践活力。
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以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构建了完整的现代诗学体系。梁宗岱以中西会通的比较文学观，主张通过跨文化对话激活古典诗学资源，建构了兼具文化主体性与世界视野的理论路径。在批评范畴上，纯诗说服务于文体自觉与本体论，象征说主张在修辞层面实现诗歌本体与灵境的统一，契合说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融合。比较文学观与批评范畴之间产生互构关系，中西互证的诗化批评方法为理论创新提供支撑，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理论建构的内在动力，感性思维与理性分析的结合体现了批评家的主体自觉。梁宗岱的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走向成熟，其诗化批评文体为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但也存在理想化色彩过强、与时代现实隔膜等历史局限。
2018年，陈楸帆出版了科幻短篇小说集《后人类时代》。这部小说集淋漓刻画了后人类时代的乱象，充满对未来的灵敏感应，更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展开为一种控制社会下的生命政治图景。陈楸帆的着眼点并不在于作为资本帝国霸权部件的跨国公司，也不在于就职于大公司的标准“帝国主体”，他的目光下潜得更低，低至每一具平凡的肉体在控制社会各个角落被生命权力浸透、被技术产品摆弄的纷杂情境。在他笔下，臻于极致的信息殖民和无孔不入的管理技术将生活卷入一个遮天蔽日的雪球中，主体则陷入反身性运动而无限倒退，不知控制者为何，不知系统的中枢何在，总不断感到从外部滑进一层比一层更昏暗的内部，从看戏者变成被试的实验动物。而陈楸帆亦不得不面对反身性倒退同样作用于自身的效果，他对控制系统的整体观照，也很难说不是匮乏受限的。
新时代广东科幻文学的城乡书写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与思想深度，以辩证的思维构建出复杂的“批判的敌托邦”叙事图景。其中，以陈楸帆、陈崇正、王威廉、庞贝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将城乡作为重要的叙事装置，在审视现代性困境的同时，经由传统习俗、工业景观等地域文化符号，借助宗族文化重构、城中村空间塑造、赛博格身体书写等多元叙事策略，结合混杂性、异质性、流动性的文化特质，构建了一种根植于岭南经验的“科幻现实主义”美学范式。这一创作实践不仅更新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城乡叙事传统，而且在全球科技想象与在地文化经验的融合中，探索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一种表述可能。
<正>如何定义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有时是一个难题。比如育邦，他是一个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甚至，再拓开来说，他还是个优秀的文学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不要忽略这最后一个身份，在一个全民写作与全民阅读的时代，在一个新大众文艺春潮涌动的时代，文学普及与文学教育格外重要。
<正>在新诗的观念建构中，从胡适开始，就偏向于“动”（变动、变革、变异、激变、革命，都含混交错在其中）。胡适最令人诟病但也最鼓舞人心的主张——“作诗如作文”，其核心指向，一方面是说，在写作方式上诗的表达和散文的节奏不再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对文体差异的取消（或“消解”），放在今天的语境里，听起来很“后现代”。
<正>诗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知识的。诗歌可以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眺望另一个我，抵达某种暧昧的对于自我的认识，进入自我，进入世界，实现人与世界万物的联系。也许这一切都是“小于一”（布罗茨基语）的存在……有时候，诗歌走向了无限，如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言“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诗歌会切实地构建一个个宇宙，有太阳，有月亮，还有星星点缀其间……诗是一粒沙，也是一滴水。一个人成为全世界，诗是诗人与大千世界的总和。
<正>诗歌，作为一种美学经验的传达，无不建立在自我体验之上，以生命为媒介的自我体验又不局限于生活经验，常通过向内审视或沉思默想来扩展意识的界限。自我体验，一种面向内心的态度，它使诗歌既纳入现实，又在价值尺度上背离现实，从而成为现实生活的“他者”。每一位诗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现实、时代，无论这方式是正面、反面或侧面……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罗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是梁启超运用新史学观念编纂诗歌史的实践成果。首先，新史学的进化史观是梁启超阐述诗歌发展史的指导观念。其次，新史学提倡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梁启超著述诗歌史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在史书体例选择方面，梁启超在融合传统体例的优点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形成了一种综合体例。总体而言，新史学的种种观念内在规约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面相，开启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范式。考察二者的关联有助于探索《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的历史价值，理解新史学在梁启超的诗歌史编纂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初期，现代派文学作为一种追求形式创新和思想多样性的文学潮流，引发了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激烈讨论。王蒙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风格与创作态度引发了广泛讨论。本文通过分析王蒙与文坛高层的言论和态度，揭示了这一时期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思想冲突。从王蒙在处理自身卷入“现代派”风波的立场与姿态来看，可以看到王蒙对于后续风波处理的思想准则。
20世纪80年代，港居作家林湄开始在港期间的文学创作。其间的小说呈现出一位作家暂居香港时对香港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是她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也蕴含作家本人对香港的理解与认同态度。在这些小说里，林湄一方面省思香港社会客观存在的享乐主义，呼唤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另一方面刻画香港纷乱复杂的伦理关系，思考其中的不足，以此构筑“人文香港”。此外，她还描绘香港女性的艰难处境，鼓励她们寻求自我解放。
张梅的长篇小说《烽火连三月》以辛亥革命前夜的粤港澳大湾区为背景，通过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历史真实与超验氛围的融合，以及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构了历史叙事与地方书写的可能性。本文从叙事学、历史哲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分析小说如何借助镜像呼应、意象系统及多元历史视角，展开对革命、记忆与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小说不仅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框架，也为大湾区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例。
当代作家陈继明一直保持着对疾病的文学关注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声独白》是其疾病叙事的又一长篇力作。小说以李杜的人生轨迹与行医经历为线索，以“疼痛与疗愈”为主题，叙述幻肢痛、胰腺癌、孤独症患者独特且深藏的“疼痛生成史”故事。父亲的幻肢痛既是一种个体伤痛，也是一种社会伤痛，小说采用“重现回忆”叙事的疗愈方法，以实现伦理“关系”的正常复归。沃克的胰腺癌有着“身体政治学”的隐喻，它以“癌症之王”承载着种族冲突灾难的“历史性创伤”，其人物死亡结局是对时代之殇、社会之病、人类之痛的激烈控诉与批判。米粒的孤独症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病象隐喻，而且考验着爱的救赎是否可能，然而爱的呼唤与坚硬的现实，构成了这个时代强烈的冲突和悖论。面对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疼痛”，作品的“大声独白”是要选择和解、选择原谅、选择宽恕、选择爱。
<正>廖令鹏：所以卡尔唯诺想象和书写“看不见的城市”才成为经典，他的意义在于，“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识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想象一座城市，“由各种例外、障碍、矛盾、不合逻辑与自相冲突组成”，认为可以减少一些组合的元素以提高这种城市存在的可能性。
<正>胡根天(1892—1985年),原名毓桂,别名胡持秋,号抒秋、志抒,别署天山一叟,广东省开平人,民盟成员。1914年赴日留学,1915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西洋画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回国,先后创立赤社美术研究会和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曾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人民博物馆馆长、广州美术馆馆长、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民盟广州市委副主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
<正>~~
<正>“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刊登董学文、姜春的《习近平用典的鲜明特征及文化影响力探析》。文章结合具体文本，又具有很高的理论站位，分析透彻，说服力很强。“前沿观察”刊登俞兆平《鲁迅没有批判体制吗？——对“崇胡贬鲁”偏向剖析之一》。这是一篇带有商榷性质的文章，也是作者多年来深耕鲁迅研究的成果。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对鲁迅的认识所关联的不只是鲁迅本人，而是与整个现当代文学有深切联系。
<正>卢玮銮,笔名小思、明川、卢帆,1939年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番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教育家。1964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95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2002年退休,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任香港文学研究中心顾问。曾获香港教育学院“杰出教育家奖”,香港艺术发展局“杰出艺术贡献奖”。曾编撰《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著有研究论文集《香港文纵》,散文集《承教小记》《不迁》《人间清月》《香港故事》《一生承教》《翠拂行人首》《纤夫的脚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