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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典型论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典型论强调典型创造要坚持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引发多次论争。多数人偏向强调共性的决定性,同时要求创造具有个性化的形象为共性的社会本质服务;少数学者强调典型创造不能忽略个性的重要性,但仍然要求用个性反映共性。本文认为,应当突破正统典型论的哲学思维逻辑,提出“个性自带共性”的个性自足说,回归形象创造的审美规律,依托中国古代的性格论与形神论重建中国当代的形象创造理论。
文学史写作也是“历史化”的一种手段或一个环节而非终结。我们需要着重整合那些影响当代文学史论述和作家作品阐释的史料,并不断调整当代文学史论述框架和内涵。当代文学史研究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学史观念,更不必说文学史哲学。无论作为文学史的当代文学研究,还是作为批评的当代文学研究,都要聚焦到历史之中当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和阐释。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化”,是返回而不是远离人文学科的特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文体多样性,应该是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另一种标志。
网络文学能否入史与如何入史,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传统文学史家与激进的网络文学研究者,都对此持有否定态度。而网络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之中,也形成了“视野融合”下的新的文学史观念。笔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属于新媒介影响下的通俗类型文学,即“新类型文学”,它应该被放置于“新世纪文学”的时间维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归属之下,进行分析和讨论,而它在“中国经验”与“媒介先锋”之间的二重性,是其文学史实践的关注点。
微观史学兴起等因素推动了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撰的探索和革新,具体表现为文学史写作对叙事性元素的吸纳,以之抵消整全文学史的本质化倾向。《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叙事体”文学史的一次有意义实验,该书以叙事对“整体”“本质”的文学史写作发起挑战,在以往的文学史结构之外开发了巨大的可能性。然而,叙事的文学史亦有其限度,将叙事元素纳入文学史,须以事实为基础,警惕利用叙事创造的氛围感、真实感来“偷渡”似是而非的判断。理想的“叙事体”文学史不是为给定的理论判断提供叙事包装,而是从裁定的理论态回撤到万有的叙事态,以叙事敞开理论无法抵达的空间。
近年来,“史料学”转向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但这种学术转向,也产生了一些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研究著述的阅读,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之间探讨一种“理想性”的文学研究方式。
梁宗岱为我国20世纪20—40年代有影响力的诗人、诗评家及翻译家、比较诗学学者,其主要诗论为《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分别出版于1935年和1936年,在首次出版的诗集序言中,他提出“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的最高与最终的表现”道出了他所持有的诗学观。本文以此探求其“诗与真”的内涵及关系,从经验之真、态度之真以及心灵之真展开剖析,以诗人创作作品“刹那情感捕捉,主体精神沉浸”为表征到提出“纯诗”以及倡导“出水芙蓉”的诗艺境界,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树立了高标尺,助力提升白话新诗的质,具有恒久价值,但梁宗岱的诗论因其辞藻华美,意象纷披以及沉浸于“象征的灵境”而走入了“象牙之塔”,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使得诗人后期沉寂、隐遁于世。
本文在回顾与总结广东文坛近百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强调广东文学的流动性、创新创造性及其世界性,认为广东文学既是地域的,又是超地域的,其超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流动性决定了它的求新求变与创造。新时代广东文学要继续在流动中形成新质,就要继续发扬革新求变的精神,以世界性的眼光和更加开阔的视野以及博大的胸怀去拓展文学的书写空间。广东文学曾经也为走出地域和走出边缘困惑过,但根植于广东文坛的战时文艺传统和新文学传统,广东文学走的是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先锋文学的洗礼,在艺术技法上显得上太老实,没有突破,多少有些遗憾。这也是影响广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广东文学在新时代要取得高质量的发展,不能不在文学的形式与艺术表达上有所突破与创新。至于方言在文学中使用的问题,应该将其视为文学创造的一种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目的。应该持一种开放与超越的姿态去对待之。新时代广东文学在语言、语感的寻找上多下些功夫,有所创新与突破,并把握好方言使用的分寸,广东文学既能展示“广味”特色,又能具有超越地域性文学性质,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代广东文学的发生、发展,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民主革命等息息相关,并由此呈现出一种既异于古代文学,又不同于内地文学的精神风貌。其文学创作,充溢了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出主动反映异域风情、广纳先进文明的开放心态,汇通中西文学、勇于破旧立新的革新精神,以及书写粤人粤事,促进社会变革的乡土情怀。近代广东文学以此非凡的实绩,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革新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
路魆的长篇小说《暗子》表现出一种异类的虚无,或向虚而在的内涵,以异类的身份、异类的空间、异类的信仰层层展开,而人物对“起源”的追问,不过是“向虚而在”的艺术想象罢了。《暗子》具有一种世界文学的自觉,倾向的是对人类、存在、结构的追问或思索,表现出一种新的眼光,为此,他的荒诞与中国前辈的社会型荒诞也有异,他指向的是一种存在型荒诞。他的小说神似卡夫卡,缺乏鲜明的地方性,而具有一种隐喻性,可称之为“类观念性写作”。《暗子》的逻辑力量很强,叙事结构和知识结构比较复杂,冲击读者的审美惰性,表征着一种新的、我们尚未充分意识到的文学精神。
卡夫卡的伟大存在于那些荒诞的象征隐喻与夸张的直觉形象中,更存在于后世一代又一代作家以阅读与写作的古老方式向其无止境地致敬中。粤籍青年作家路魆长篇小说《暗子》的出版,更像是一份昭告,在卡夫卡与自我黑暗、渺小、混乱、虚无的世界自由出入,进而去直面困境、抵抗虚无,并不断尝试找寻新的希望。文章从在神秘气息中展现现代性“虚”、在才华盈余中历尽想象狂欢、在“无我之苦”中实现困境突围三个层面探讨《暗子》的小说艺术与主旨,力求给未来更年轻一代的写作提供参考路径与价值。
<正>创作是一种必要的幻觉。它比其他职业更需要一个比喻,将这种幻觉转化引导成一种可感知的实体或者行为,以便分析其实质。这么做,是因为对创作这类虚构活动感到不自信吗?难道创作就不能只是创作本身?仿佛隐晦之物需要将自己伪装成流行之物,以便伺机传播?我不想完全否定以上的疑问。创作是一个空瓶,里面装满了一枚枚写着目的的硬币,无论是为了实现野心,还是揭示欲望,还是誓以艺术之名,拯救大众的良心。
张鸿福的长篇小说《大清王朝1860》截取了从“庚申”(1860)到“甲午”(1894)这一特定时段,述写了那一场回光反照中的晚清“中兴”,堪称全面展现洋务运动专题史的重磅力作。小说描写了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外国势力之间的冲撞颉颃,就像盛大巡礼一般,隆重张开了辉煌的华盖,展示了洋务派取得的巨大成果,绘出了近代中国华彩乍现的一个侧影。稍感遗憾的是,就像许多历史小说往往落入就事说事的樊笼,这部作品尚需破除“清朝故事”的迷障,走向再创时空的新生路。
刘广鉴总能在脆弱之际找到死亡作为避难所,从而安全规避了死亡。作者对于死亡的想象又是非常美好的,他把死亡当作一个宇宙的深渊,但又不是完全静寂的,其中包含着生命的升腾和未尽的狂欢。爱情成为刘广鉴心灵的依赖需要,也是他自由人格自我情感实现完成的最高对象。刘广鉴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又确定自己不是需要眼前生活的人,他身上表现着一种失望拒绝又在思索探寻的品质。刘广鉴的灵魂独白和对话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人和神的对话,这将小说提高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
文学各文体的年度综述,已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版块。本文力图突破文学年度综述的模式化倾向,譬如面面俱到、重在褒扬,平面论述、泛泛而谈,注重内容、淡化艺术等。本文在广泛阅读大量短篇小说、细读部分选篇的基础上,努力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进行深入的阐释与评判。集中论述2022年短篇小说的两个问题。一是当下小说精神性、哲理性的匮乏,部分优秀作品在这方面的探索;二是创作方法与叙述形式的固化,一些出色作家作品的可贵经验。本文列举大量优秀作品进行论述,并坦率地指出部分作品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产生启迪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在给文学研究带来创新和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空间概念的混乱、理论方法的适应性、空间形态的多样难以归类等问题。文学生产中的空间,不是空洞的、僵死的、无情的空间,而是活的、有人的、有情的空间,需要借助空间的多样性、“关系的空间”等概念,对文学生产中的空间进行有效的形态分类,并建立起其中的人与空间、地方的多样性关系,彰显诗意栖居、恋地情结、处所意识等观念在文学生产中的价值和意义。
作家汪曾祺1980年代初期复出文坛,写出了《异秉》《受戒》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佳作。前此一段时间,因他曾参与“样板戏”创作,“文革”后被审查两年多,不能工作,这段时间留下来的作品很少。本文通过钩沉汪曾祺写于1979年的一组关于戏曲艺术的佚文,简述其两三年间的写作状态,所辑佚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空白。
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我们不应该忽视诗歌的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到歌德,诗歌都在他们的诗学和世界文学建构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提出世界诗歌这一概念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的。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杰出的诗人在诗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一些诗人还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泰戈尔主张要以“永新的诗歌”来反映生活的愿望,并表示自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用人们的悲哀和欢乐编成诗歌,为他们修筑一座永恒的住所”。叶芝的诗歌理论是:写诗必须使用象征手法,就如同绘画也应当使用象征手法那样,因此他的早期诗歌带有唯美主义的倾向。艾略特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和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不仅指导了自己的创作实践,而且还对诗歌创作本身有着指导作用。他提出了“诗歌的三种声音”这一观点,从而使他在诸多现代主义诗人中独树一帜。上述诗人都是诺奖得主中的佼佼者,正是这些诗人的杰出贡献,使我们得以建构一种世界诗歌。
作为进化的现代说书人,网络作家的民间性基因,通过身份表征、生活基础等方面得以显形辨识,并在文化传承、普及、启蒙以及娱乐等方面,发挥着最为广泛最为基础性的作用。民间性元素滋养了网络作家,网络作家的创作反过来也有效充实并丰富了民间性的构成。
在“一带一路”建设蒸蒸日上的时代语境与文化氛围中,李继凯、荀羽琨、王爱红等学人所著的《文化视域中的现代丝路文学》以前沿性的学术眼光对现当代中国丝路文学进行了一次深入而有系统的研究论述。著者以筚路蓝缕之精神、文化磨合之理论、丰厚翔实之史料文献从“古今中外化成”的大现代文化视域出发,对中国现代丝路文学进行了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系统梳理丝路文化汇通千年、贯穿万里的发展脉络,于丝路文学深层挖掘其在严酷历史考验中顽强挺立、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与精神动力,意在推动当代丝路学建构的同时增强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与发展势头。
<正>谢有顺:饶翔兄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要我们俩谈谈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的阅读感受,你读得比我多,理解会更全面,一会儿你多说点。我倒是从整体上觉得,近年的中国文学写作有几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当下文坛起码有七八代作家层叠在一起,各自都在努力,都开始写出有个人风格的作品。比如,1930年代出生的王蒙等人,一直还很活跃并时有新作发表。
<正>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正>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背景下,广东文学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何继续深化发展、更臻繁荣,需要各界人士特别是文学界人士的更多努力。欢迎关注广东文学发展、关注广东文学创作的学者和作家为“广东新时代文学繁荣”专题献计献策,撰写大作。文章可以结合历史、现实,也可以与外界对比;可以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也可以指出问题、表达批评;可以针对文学问题、文学现象,也可以结合具体文学创作发表高见……只要言之有物,针砭问题,我们都特别欢迎。
<正>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请各位作者投稿时参照本刊用稿体例要求,以便我们更好更快地进行编辑。一、来稿需要有摘要和关键词二、关于引文注释的规范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文中引文、注释和其他资料,应逐一核对原文,确保准确无误;如使用了转引资料,应实事求是注明转引出处;如使用了外文资料,作者有责任将相关内容及版权页的纸质复印件或PDF等格式的电子文件提交给本刊编辑部备查。来稿注释采用脚注(数字依次列于页末1、2、3等),并用word文档自带的“引用→插入脚注”,规范如下:1.著作类刘建明:《宏观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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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期“前沿观察”刊登知名学者刘锋杰对“典型论”的讨论文章。典型论曾经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但近年来也遭遇一些争议和冷遇。如何更深入地认识像“典型论”这样的重要理论,包括一些概念和方法,是中国文艺理论家们应该承担的重要工作。刘锋杰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意义。
<正>李钟声,资深报人,高级编辑,1984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南方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广东省政府参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中国当代文学表彰奖及广东鲁迅文艺奖等省级以上奖项10多项。出版有《李钟声集》《漫论特区文学及其他》《李钟声报告文学选》《岭南画坛60家》《陈永锵十日谈》等著作18部。是国内最早关注特区文学创作的批评家。